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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缘高考:学生厌学、老师开店,“非重点”高中的夜与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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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作者:土逗公社(来自豆瓣)

    来源: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623810857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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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从G市火车站出来,坐上两个小时大巴,顺着河道往南一百公里,就是李梦萍任教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中部县城的私立高中。虽说已经建成十年了,可门前水泥马路上的黄土痕迹,似乎怎么都洗不掉。除了运送建材的卡车偶尔经过,校门口空空如也,连个小卖部都没有。

    李梦萍到这两年了。在此之前,她在邻县一所普通公立高中教政治,“两所的生源都是中考成绩不好,别家学校招剩下来的”。由于那所公立的校长要求全校达到70%的升学率,作为新老师兼班主任的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,“班主任被要求全天候在学校,看守学生”。而私立中学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,不要求坐班,学生不犯事儿就行,比起公立学校,轻松太多了。

    由于学习基础差,这所私立高中的学生要靠文化考试进入二本院校异常艰难。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,便主张学生发展特长,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分成“音体美传媒”特长班,外聘特长老师,争取让学生上二本。

    学校一届有九个班,有七个特长班,两个文化班。一学期学费接近6000,再加上特长培训,这对于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学生家长来说,是一笔很重的花费。

    “我们这多数家长是没有指望他们考大学的,如果选择了普通文化班,那就算是基本放弃升学了”,李梦萍说。高职院校算是文化班学生比较好的出路,不过每年仍然有40%左右的学生,毕业就去打工或者参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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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孙陶是90后,出生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县级市。从全国前五的师范大学毕业后,她回到家乡,在一所生源中下的公立普通高中教语文。

    作为一个怀揣教育理想的新丁老师,孙陶常常感叹自己置身在教育加工厂,“对老师和学生,都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,在里面很难有人的体会”。

    每天早上6:30,孙陶起身,简单洗漱后迅速离开便池开裂、异味扑鼻的逼仄厕所。这个教师宿舍挤着三个新教师,孙陶搬进去时“家徒四壁,没有冰箱、洗衣机和风扇,甚至电灯和门都是坏的,学校不负责,要我们自己出钱修理”。孙陶两个舍友心里都盘算着搬出去,又怕花钱,毕竟工资不高,于是修理的事就一拖再拖。

    这天早上,孙陶四节语文课连堂,在两个班做试卷分析与反思。这次期中考,A班的语文继续居于中游,而她教的B班则第两次倒数第一。年级教师会议上,孙陶被点名批评。直辖主任劈头盖脸地把她狠骂一顿。而B班班主任则直言:“跟考试无关的语文活动,就不用在我们班搞了。”

    班上成绩下滑,排名倒数,孙陶其实也一直调整,借鉴优质课程的视频和书籍资料,把课堂和作业的重心放在应试的考纲上,甚至给学生打恐吓式的鸡血。“可是在这过程中,我自己就会很难受,慢慢感到疲惫,甚至失去热情。”还好她有着三两个同事的支持,“你教的是真正的语文,不要因为成绩一时的不得意就否定自己,坚持下去”。

    课间,某个学生跑来问孙陶怎么写作文,“以前小学初中,根本就没真正写过作文,大家都背优秀作文选,考试时就拼凑挪用,反正分数不错”。学生捏着试卷,眼睛里都是无助、自责,孙陶心里揪着,耐心给学生讲解该如何读图审题构思。

    学生背作文抄作文太常见了。上次月考,作文题目选自往年高考的全国卷。一个学生抄袭范文,作文几乎一字不差,于是评卷组就判为零分。学生得知后情绪崩溃,跑到办公室大哭大吵,“错的是你们。初中老师以前都给我高分,大家都这是样背的,恰巧考到,写出来而已”。

    考虑到该学生家庭出现变故,怕她想不开,级里便作了妥协,改判为及格。孙陶不敢想象,这些年来,多少学生怎么背、背了多少作文。激发学生阅读、思考、写作,谈何容易呢?

    孙陶常常感慨,地区间的教育鸿沟。她记得,她在上海实习的那所名牌公立小学,校运会弄得像奥运会一样,学生穿着各国服饰走方阵。在亲子阅读日,学校搭好帐篷,师生和家长共聚围坐,聆听孩子的读后感。而在她的家乡,学生们上了高中,还不懂得如何写作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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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田蕾比孙陶低两届,同样毕业于一所全国知名的师范院校,如今在上海的某实验中学教语文。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,一共120个学生,其中绝大多数中考都是市里的尖子生。

    学校实行按学科分层教学。要进入最好的班,语数英三科都得是前30%,所有的科目都在一起上。而剩下的学生,则按照不同科目的成绩,分成A班、B班、C班三个层级,流动上课。取消了班级以后,由导师来与每个学生沟通。田蕾每周要上一次导师课,“每十二个学生对一个导师,一块聊聊学习和生活,希望能关注学生个体的发展”。

    “这种几乎取消行政班级的教学,是高考改革后的必然趋势,上海高考是三门主课之外,自己另外选三科,必然就不同的学生课表不同”。这样的模式也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承受,“有的学校人多,课表很难排,所以可能最好第一批学生是流动的,大部分还是固定行政班”。除了参加高考,还有17%左右的学生会选择进入出国班,去年出国班里,有人去了哈佛、牛津、纽大。

    高三之前,田蕾任教的学校很少给学生课业上的压力,反倒是学生自己,每周末都会去补习班“超前上课”。“不管需不需要,他们都会去上,老师还没教到这,他们在补习班超前学习,特别恐怖”,田蕾说。

    除了一学期两次大考,学生每周只用做一次40分钟的课堂小测验。虽然考试有排名,但是学校不会公布出来出来。每个学生只能看到自己的排名。老师也不允许透露其他人的排名。田蕾坦言,学校这么做“是为了不要太打击人,保护学生隐私”。相比之下,在孙陶的学校,大考、排名和颁奖几乎是一月一度的盛事。

   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,田蕾偶尔还要应对学生家长的种种要求。“学生家长很多名校毕业,交流和沟通能力都很好”,尽管家长们有意见可以找“家委会”,但他们还是会经常来质疑学校的教学安排。“比如他们很细致去关心某个课到底应该排几个课时”,田蕾和同事们经常碰到一些家长,以教育家的身份来质疑老师,“他们有这样的自信觉得可以跟你讨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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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面对学生家长,孙陶和李梦萍是另一种无奈。李梦萍表示除了家长会上三言两语的询问,大部分家长不会跟老师联系。在这所县城民办学校,家长往往抱着一种托管的心态,“他们觉得孩子还小,出去什么都做不了,就放到学校来养吧,让学校给他们看着”。

    孙陶的学校为了看住学生,校领导个个已经五六十岁,还会各处蹲点。“与学生斗,其乐无穷”,孙陶笑道。但不懂教育的他们只把心思放在成绩和纪律上。“一旦遇上大问题,他们就像对待烫手山芋一样”。

    上学期期末,学生小王的同桌跟孙陶反映,小王出现幻觉,总是听到隔壁教学楼有一百多人骂他。孙陶旁敲侧击才知道小王中考失利,来到这所普通高中,一直很不甘心。而他的妈妈在两年前病逝。那一周,孙陶马不停蹄,找心理辅导员,联系家长,向级长和直辖主任反馈,希望能帮到他。

    直辖主任把小王叫到办公室,对他展开了长达半小时的“心态教育”。“你只要放宽心,什么都能好了”,主任扯着嗓子,熟练地演说道。

    结束谈话,孙陶把小王送回宿舍,主任的电话就来了:“你赶紧通知家长,让他们来赶紧把学生带走。”不光主任想踢开他,一个科任老师开会时特意问了小王的学号,说以后避免向他提问。“那语气好像要避开炸弹”,孙陶叹道。

    “学校缺乏教师共同体的精神,大家都是单兵作战。不少老师一听到出了问题,就想着直接把学生送回家”。或许,这家对教育加工厂来说,学生就像产品,出了次品残品,直接丢掉就好。

    而家长对孩子也往往不够重视。小王的爸爸在市场卖鱼,上午和下午都比较忙,所以孙陶特意约了他中午1点面谈。结果到了点还没人影,孙陶打电话过去,对方就说“老师啊,我不来了”便挂了电话,那一刻孙陶怒火中烧。

    终于见面,小王的爸爸还以为是小事情,一直夸自己儿子初中成绩多优秀,直到级长直接说了幻听的严重性,让他带小王去看医生,这才有点上心。

    孙陶表示:“学校里大部分学生,家庭经济条件都很一般,父母普遍从事体力劳动,文化水平较低。”很多学生还是留守儿童,有的寄宿在亲戚家,有的跟爷爷奶奶住,有的家在山区,长期待在学校。

    少数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长,在本地经商,也经常是忙于工作,很少能顾及孩子。“这些学生回到家能够倾诉,获得理解的可能性较小。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,心理负担很大。一旦成绩下滑,就会自责、愧疚,甚至是厌恶自己”,孙陶说。

    而这些普通中学更多的学生,由于从小缺少引导,从未养成过学习的习惯。李梦萍发现,她们班上绝大部分同学,上晚自习完全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,“不是睡觉就是看闲书,有些让他看书都不愿意,情愿讲话睡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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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民办高中任教这两年,李梦萍感触最深的就是学生中间普遍的厌学情绪。周林是李梦萍班上的一个男同学,很内向,平时不怎么说话。“他成绩很差,上课从来不听,要么发呆、要么睡觉,我觉得特别头疼”。李梦萍最后联系到了家长,发现周林的家庭其实非常贫困,父母是借钱才把他送过来上学的。

    李梦萍试过与周林谈话。他承认自己家庭条件不好,经济压力很大。“那你里天天混日子,不觉得得对不起家人么,你想不想改变你家的这种状况”,李梦萍质问道。

    “想啊”,周林哭丧着脸,小声回复。

    “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才能改变?”

    “靠我自己”,周林留着眼泪,李梦萍凑近了才能听见。

   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,周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变化。“明明知道自己家里很困难,知道只能靠自己,但是他们就是装睡”,李梦萍发现,周林这样家境较差,在学校放弃学习的孩子不在少数,“他们心理都清清楚楚,但是行为上却得不到落实,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每天心安理得地混日子”。

    无论是情感上鼓励还是辱骂,学生们似乎都无所谓。“他们有点油盐不进了”,李梦萍很无奈,“你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没骨气、窝囊废,他都无所谓,没有所谓的自尊心”。

    李梦萍认为这多少和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有关,“长期留守,根本没有什么家庭教育”。对于经常“犯事”的学生,班主任会找家长领回去。“但是回到家,家长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甚至连权威都没有”,李梦萍和同事们总结发现,“相比家长,学生反而更怕老师”。

    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,这些孩子身上还是会洋溢一副洗心革面、历史重新开始的精气神。他们会很认真地用新笔,在课本上写好名字,去书店买成堆的参考书,整整齐齐码在课桌上。“但是过一个星期他们发现,好难啊,我学不进去,放弃吧”,李梦萍说。

    学校尝试推广过“高效课堂”的模式,让学生主导课堂,自己讲课,老师只负责引导,希望减少学生的厌学情绪。但几乎没有什么成效,“不学的那些,不管是哪种模式,他依然是不会参与的”。再加上学生本身基础很差,自主学习根本无法达到高考对知识的要求。

    这些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是老师眼里的“学渣”,“他们从小就受挫就失败,已经没有那种斗志了,高中本身课程就难,让他们从头开始,真的很难”。李梦萍的同事曾经形容这里的孩子:“你想象一下,他们十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,要用三年时间猛然转变,不太可能,而且他们多数没有这种意志,除非遇到了人生重大变故,否则不撞南墙不回头。”

    6

    孙陶选择回乡教书,其实也是因为当地文化淡漠、人文关怀匮乏,她希望做一些尝试和革新。让她既愤怒又无奈的是,校领导们永远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教师,严格执行着一套精致荒诞的治理术。

    “领导对老师都是命令、训斥,容不得一点错误,不听解释。”校方对老师定下的条条框框很多,诸如老师改完小测试卷要拿给主任审阅;必须提前到教室拷课件,领导甚至到办公室催促;如果科任老师迟到,班主任没有汇报,也要一并挨批。

    孙陶还记得,她第一次到学校开会,领导在上面训示一大堆,全程没有一个老师搭理或鼓掌。后来她才知道,这种没营养的会议要点两次名,老师不得不枯坐。“溜掉会被扣钱,平常考勤、迟到、不参加听课都扣,每次几十块”。

    教育局给的底薪三千多,学校的补贴一千来块,“再扣就不用生活了”。有次高三的补课费迟迟未发,几个老师在小群里抱怨,结果有人去“通风报信”,群迅速被解散,带头的老师被找去谈话,从此风平浪静。

    更让孙陶心寒的是,领导居然还让学生监控、举报老师。“之前领导让老师互相听课,还设计了表格,需要五个学生的签名作为证明”。像以往一样,老师们冷处理,表面沉默,私下不执行。但同事私下抱怨:“学生已经知道学校对老师不信任,影响很不好。”表格无法执行,领导便亲自巡查,平时也以“最近有学生反映……”的情况去提醒老师。

    泡浸在一个充满提防和训斥、分数至上的高压环境里,师生非常容易出现摩擦。期中考成绩出来,隔壁班的数学老师因班里考砸而大发雷霆,一学生嘲讽道:“你那么厉害,怎么不见你被评为优秀?”

    孙陶班里有个学生考砸了两科,以心情不好为由直接弃考了其他所有科目,后来回校又迟大到。孙陶课间压着怒火,问他原因,他直接回一句,“学校扣了你多少钱,我赔给你”。孙陶很气,她很想说,如果只为了钱,我根本不会理你。

    “他们不知道读高中、读大学有什么特别,可能去读职校也可以工作,给家庭减轻经济负担。有学生觉得,就算很努力去读书,取得一次好成绩也没啥意思,很容易就懈怠迷茫。对于自己将来能做什么,他们是模糊的。”

    7

    孙陶班里有二十来个从私立初中升上来的学生,有的缺乏学习动力、有的缺乏自主管理,有的没找到学习方法,成绩一落千丈,学习能力普遍弱于公立学校的学生。

    “私立初中的教学更填鸭,老师包揽一切、督促检查,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,提分或考高分也比较容易,但学生待久了,像考试机器,也缺乏内驱的学习动力。班上有个私立上来的学生说,初中过得太苦逼了,高中是拿来放松的。”

    然而当地公立初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孙陶的师兄李明在家乡的公立初中任教,如今那满腔热情已被磨得不成形。学生们晚上出去打工兼职,白天课堂睡倒一大片,老师就好像对着空气讲课。久而久之,不少副科的老师一上课就放电影,想学习的学生也渐渐散漫迷失。

    在孙陶的家乡,财政对教育的支出较少,公立学校的待遇较差,老师甚至要干副业帮补生活,人才流失严重。几年前有公立老师列出公积金拖欠、补贴福利蒸发等情况,号召大家告状申冤,加上媒体曝光,情况才有所改善。而民办教育集团斥资尽揽优质师资和尖子生源,集中火力培养清北生,对一般学生则收费高昂。

    “现在私立的老师工资至少一万块,公立的工资一个月撑死也就五千,而且要当班主任、值日值夜才有。”孙陶表示,私立学校相对好些,不少公立的老师都会把小孩送到私立。但学费一年一万,加上住宿、伙食和交通,分数达不到的还要交赞助费,普通公立老师单凭工资根本吃不消。

    而孙陶发现,教书好像才是同事们的副业。“理科的老师通常都会做家教、开补习班;其他老师就卖水果、卖衣服,充手机话费;家里条件好的,就开个灯饰店、饮食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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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面对厌学的学生,李梦萍和同事对此都感到无能为力。她作为这所民办学校的自聘老师,每个月工资四千左右,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,“连产假都只有45天,不到法律规定98天的一半”。

    李梦萍的大部分同事是借调过来的公办老师,“教育局特殊政策扶持,他们保留公办的编制,领一份财政工资,然后我们学校上再给他们发一份绩效课时工资”。随着特殊政策期的结束,公办老师将在两年内全面退出,这所学校以后将只有李梦萍这样的自聘老师。

    李梦萍坦言:“老师们其实都是把这里作为一个跳板,这里大部分同事在做别的副业。”女老师做微商的很多,男老师开店、投资产业。还有的老师是学校的股东之一,跟着校长投资他新开的学校。

    身在“教育加工厂”,孙陶总是想着做点什么,能影响这里的学生。她希望通过有趣的课程设计,联接、打通语文教学和日常生活体验,而不是让学生埋首题海,死记硬背。她设计了每周一次的诗歌晨读,希望在这片小小的自留地,和学生共同感受诗意的力量。

    期中考后,B班的诗歌晨读已经叫停,A班的还能持续多久,她不知道。但B班学生,内疚自己考砸,又心疼老师挨批,每天会摘一朵小野花摆在她桌上。

    一天早晨,巡查的领导去往其它教室后,孙陶偷偷带领学生读了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诗歌《未走之路》。同学们反响热烈,每个人都带着热情,放声朗读。

    “高考,也许是已走之路,也许是未走之路吧”,孙陶说。

   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,

   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,

    因为它荒草丛生,人迹罕至;

    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,

    两条路几乎一模一样。

    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,

   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。

    唉,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!

    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,

    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。

    ——《未走之路》